木刻是用刀在木上刻图画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作为一种艺术媒介，木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情境，亦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与作用。

　　自1930年代鲁迅先生在上海发起的新木刻版画创作及推广运动发展以来，在抗战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中心，木刻艺术发展迅速，多数新兴木刻版画不仅仅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登上历史舞台，更与民族解放运动息息相关，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血肉相连，它以“艺术”与“革命”的双重身份，真实地再现了那段激情燃烧、波澜壮阔的历史岁月，表现出了属于当时的历史现实与社会意识，是近现代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王奂先生青年时期参加革命，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入部队美术训练班始学绘画。于木刻版画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七十年代以前，后因眼疾障碍问题，先生便搁刀拾笔，从木刻又转入到了中国画，尤其是山水题材方面的研习与创作。在王奂先生的艺术生涯中，曾参加过解放石家庄、新保安、平津、太原等重大战役，因而他既是一名艺术家，同时也是一名革命战士，正如王奂先生自述的那样：“而后，在我的手中便有了两种武器——步枪和刻刀，这一切为我的艺术生涯，铭刻下永生难忘的印记。”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洗礼，新中国时期高涨的建设激情，充沛的革命精力与长期的部队生活，使王奂先生的木刻版画创作总是充满力量，热情似火，烈骨如霜，具有一种宏伟壮丽、雄浑磅礴的阳刚之美。

▲《百团大战，黄土岭击毙敌酋阿部中将》 66cm×40cm

▲《攻坚——解放太原之战》 117cmx63cm

　　无论是《百团大战，黄土岭击毙敌酋阿部中将》、《平型关大捷》等反映抗日战争场面的木刻版画作品，还是《攻坚——解放太原之战》，以及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攻克太原》等解放战争题材木刻创作，刀刻下明快而硬朗的线条真实地再现了战争的残酷，同时也表现了战士们勇往直前，为国家、为民族而奋力拼搏的英勇形象与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画面场景壮烈，气势恢宏，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王奂先生的木刻版画所塑造的不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对创造历史的人民大众有力地歌颂与赞美。枪林弹雨、炮火连天下冲锋的战士，既有一种“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情，也有一种“英雄生死路，却是壮游时”的悲壮，总能唤起人门心中的正义与民族气节，给人以净化的力量，使观者在战斗画面所带来的视觉冲击中，受到激励与鼓舞，增添一份直面人生困难，艰苦奋斗时的无畏勇气与豪迈情怀。

▲《攻克太原》 41cm×56cm

▲《平型关大捷》 36cmx100cm

　　1929年，鲁迅先生在《近代木刻选集》中提到木刻应有一种“力之美”，以及“放刀直干”的木刻精神，这种精神惟以铁笔刻石章者，仿佛近之。王奂先生的木刻版画便具有这样一种特点。王奂先生版画中的木刻语言，浑厚雄强、刚健有力，充满生机。这种力量的源泉来自于他的革命经历，以及对雄浑、壮丽艺术之美的追求。力群先生为《王奂山水画》所作的序文中，有提及王奂先生对自己艺术追求的自述：

　　“在那残酷的战争年代，我目睹一个个英勇的战友在进攻和突围中倒下，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血与火的洗礼。战士们的英雄形象和事迹永远感召和激励着我。由此而渗化支配着我的审美倾向——追求艺术中的壮丽、雄浑之美。我爱画战斗的悲壮场面，皆源于此。我始终认为：这些人类历史上为正义而战的壮烈场景，是人间最美的画卷。在人类文明史中表现这些雄伟之美，当是艺术创作不会过时的永恒主题。”

　　这段话当能作为王奂先生木刻版画作品艺术风格与审美追求的最好诠释。

                                     撰稿人：太原美术馆典藏研究　曹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