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马盟书，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出土于山西侯马晋国遗址，以玉石片为载体，数量多达一千五百余件，张颔首考盟辞内容，开不世之功；郭沫若一锤定音，“侯马盟书”之名响彻寰宇。

        “盟书”，亦称“载书”，为古代集会、约誓之辞文，毫无疑问当以信义为本。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吴问》记载吴王问孙子“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以制田为据答范、中行氏先亡，知氏为次，韩魏再次，而赵氏固国，吴王感慨“王者之道，宜以厚爱其民者也”，故固国当厚爱其民并加之以信义方可久长。

        作为出土最早成体系且篇章完整的手写体朱书文字，侯马盟书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其笔法以“蝌蚪”（亦称“科斗”）为典型，字法出现笔画与部件简省与增繁之状况，章法多随形就势，不仅是商周手写体墨迹与传世古文的重要中间环节，而且清楚地揭示出西周以来篆体的笔法、笔顺与笔画连结方式，故而在书法史上尤为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因此，从文字审美的独特视角把握时不我待之历史使命，以鲜明隽永的中国风格传递高韵深情之艺道精神，以对侯马盟书历史文化与书法价值之探索与追寻，探源中华文明内涵，传承汉字文化基因，推动篆书创新发展，不亦宜乎？

        纵思千载，横贯八荒，艺脉延伫，辞书相谐，寻源朱迹，翰墨永恒！